安琪尔基因医学   

“你见过孩子向上生长的蓬勃烂漫，就更能理解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向下退行的悲凉无奈——老人不是在‘闹’，而是生命在日落时分的挣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心实验室原主任王蓉颇有感触地说。她曾是五年零差错的儿科医生，以这份严谨和认真守护着新生命的破晓和成长，又在了解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晚上开始黑白颠倒、说‘这不是我家’”的黄昏现象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阿尔茨海默病检测与预防的科研长跑中。

 “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会退回到孩子状态，但这不是生命的轮回。”初秋的北京，在宣武医院的一间会客室里，穿着白大褂的王蓉美丽又优雅，眼睛中的执着和真诚一览无余，她说：“一旦出现明显症状，进入中晚期，几乎没有逆转和治愈的可能。但我们的研究为早期诊断和筛查开启了一扇窗——通过检测尿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在临床症状出现前10-20年识别出高风险人群，让‘预防’成为可能。” 

  捕捉大脑的求救信号 

    1992年，王蓉从宣武医院儿科调入实验室从事多肽研究工作。1996年，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宣武医院成立北京市脑老化重点实验室，决定进行尚属前沿的关于老年痴呆的研究。当年，在科室主任的带领下，王蓉和同事们寻找翻译阅读了上千篇英文文献，了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两大核心病理特征——老年斑和神经原纤维缠结。 

    尽管自1906年德国医生阿尔茨海默首次描述该病以来，人类与之的抗争已超过一个世纪，但其发病机制至今仍未完全明确。这一科学难题直接导致两大临床困境：诊断滞后，治疗低效。 

 “幸运的是，一道门关上的同时，一扇窗打开了。”王蓉指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变化在患者症状出现之前的10到20年，就已经在大脑悄然产生。这说明在症状出现前，有10到20年的窗口期，此阶段正是早期筛查、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期，尤其是处在危险因素之中的人群。这些人群如果能早期发现神经元的退行性改变，就可以通过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地防止或减缓神经元退变，对于提高其老年期的认知功能、保证晚年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早期发现神经元退行性改变就成了解题的钥匙，而寻找外周生物标志物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外周生物标志物的常见来源有血液、尿液、粪便、脑脊液、腹水、胸水、唾液、汗液、皮肤组织、口腔黏膜、活检穿刺组织、术中标本等。

 “寻找阿尔茨海默病外周生物标志物的本质，就是捕捉大脑早期的‘求救信号’。”王蓉说。常规的诊断方法主要依赖脑脊液检测，需通过腰椎穿刺获取样本，属于有创操作，因此难以推广至大规模筛查。 

 2001年，王蓉的导师参与了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的评审：某国外公司开发了尿液检测试剂盒用于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报价高达200美元/例，因成本过高未获引进。

 “听了导师的介绍，一个信念就在我心里扎根了：原来尿液也可以做检测样本！既然国外能做成，我们为什么不能自主研发？我们的价格肯定要低得多。”她坦言：“当时泼冷水的人很多，说这类技术壁垒极高，国外团队也是历经多年屡屡受挫后才出的成果，国内还没有先例。我不服气，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科学突破就始于对‘不可能’的挑战。” 

  从0到1的突破 

    2003年，王蓉开始了尿液生物标志物AD7c-NTP的研究课题，进行AD7c-NTP ELISA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工作，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众人不解为何要选尿液这一被视作人体排泄废物的样本，就连参与研究的学生也心存疑虑。

  “科研从来都不是一条确定的路，并不是每条路都能走得通，这本来就是做科研的常态。当你发现一条路走不通时，不要沮丧，要冷静分析：到底是选错了方向，还是有障碍物挡在前面，需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一点点地搬开它！”王蓉鼓励学生，也在激励自己。 

 与此同时，研究经费更是捉襟见肘，项目在多方艰难筹措后才得以推进。 

 初期探索举步维艰，但对最新文献的追踪让她们看到了曙光：90%的健康人群尿液AD7c-NTP水平正常，而85%的痴呆患者该指标显著升高，这表明AD7c-NTP有望成为阿尔茨海默病常规筛查的生物标志物，满足理想标志物的关键要求：能反映病理变化、在确诊患者中得到验证、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能在疾病早期出现并监测病情进展，且检测样本易于采集。 

 取得初步成果后，2008年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市财政设立的专项经费首发基金和国家“十一五”863计划“疫苗与抗体工程”伸出援手，给予了关键资助，让研究得以深入下去。2011年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受到重视，王蓉的研究顺势再次获得首发基金支持。 

 历经8年艰辛，2011年，AD7c-NTP尿液ELISA检测试剂盒获专利授权，2013年纳入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目录，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年，王蓉因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检测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此后，王蓉团队参与国家“十三五”、“十四五”重点项目，开展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检测试剂盒在17个省市获批物价（意味着被官方认可，可以在这些地区的医院按规定收费使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被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包围着，直到2015年——那一年，我收到一封邮件，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尿液生物标志物研讨会！那一刻我才惊觉，原来这个领域里，已有300多位同行者在默默耕耘。”王蓉回忆道。  

 此次研讨会给她带来理论和机制上的诸多启发，破解了长期困扰在心中的难题。如今，相关研究群已扩展至七八个，每个群都有500人，且人数还在持续增长。 

 “医院内有脑脊液检测、CT扫描、MRI等多种精准检查手段，无需依赖尿液标志物。但在院外广阔的社区中，这一无创、便捷的检测方法就能发挥巨大作用了，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发现与干预提供了可能。”作为尿液生物标志物领域的先行者，王蓉动情地说：“我从未将这项研究看作是可以轻易放手不管的商品，而是将其视为自己肩负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多年来，我持续跟踪研究进展，不断优化检测方法，只为让这一标志物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守护更多人的健康。” 

 “自己的孩子自己抱。”王蓉把研究比作自己的孩子，这句质朴的话常挂嘴边，深植心中，成为她对待学术的坚定信念。 

  “优秀的人很多，但一定要靠谱” 

    同样被王蓉视为己出的，是她的学生们。在王蓉眼中，“研究生导师”这一称号无比神圣，她把学生们看作自己的孩子，为他们的成长倾注心血，引领他们在学术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王蓉认为，她对待学生的态度深受父亲影响：“父亲是一位特级教师，从小我就目睹了他是如何对待学生的。父亲现已97岁高龄，前几天教师节，80多岁的学生仍颤颤巍巍地来家里探望。” 

 在她的办公室里，珍藏着学生送来的教师节贺卡，字里行间，学生们表达着对她的喜爱，感慨着遇见她的幸运。 

 “我告诉学生们，优秀的人很多，但比优秀更为重要的品质是靠谱，做事要有始有终。”王蓉强调研究的客观性，鼓励学生拿出真实数据：“只要按科学方法好好干，做出真实结果就行。决不能为了某个预设的结果修改数据。” 

 她每年为研究生讲授生物安全课，强调“安全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告诫学生实验室安全至上。她还引导学生放眼长远：“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不只为了一本论文，更要学会做人、学会待人接物，学会幸福生活的能力，以后步入社会可以少走弯路。” 

 在她的学生中，痴迷于神经外科的刘源尤为突出。刘源最初认为自己将来是要拿手术刀的，对实验室的瓶瓶罐罐非常抵触。王蓉告诉他：“当医生做手术是一辈子的事，只有这三年你能接触实验室，而接触过实验室的人再回去当医生，就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和经验，肯定能站上一个新高度。” 

 在王蓉的鼓励下，刘源认识到实验室经历的价值。毕业时，刘源已初为人父，他穿着博士服抱着孩子动情地告诉王蓉：“三年前刚来宣武医院时，推开您办公室门的那一刻，我的命运就被改变了。” 

 毕业后，刘源回到赤峰市医院，不仅牵头创建了实验室，还创办了蒙东地区显微外科培训班，真正将在博士阶段所学的理论与技术，转化为推动临床进步的扎实力量。其他几位博士和博士后也在王蓉的指导下成就斐然，其中一位成为宣武医院老年科副主任，两位已经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多位晋升高级职称，获得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我热爱教育教学工作，从学生们身上我也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我希望他们能踩着我的肩膀，哪怕只往上走一小步，我就觉得这工作没白干。”王蓉真诚地分享着她的教育理念，眼中满是对学生成长的殷切期待。在她看来，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师生共同探索、携手进步的旅程。 

  14个可调控危险因素 

    助力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同时，王蓉始终保持着对医学领域前沿动态的高度关注，其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的不断攀升，让她忧心忡忡。 

 据统计，中国每年新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30万，现有患者数量已逼近1000万大关。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上升——65岁以上每增加6岁，发病率便会翻倍。 

 十几年前，全球每4秒新增一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今，每3秒就有一例。有专家非常形象地形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一人发呆，全家发疯”，家属不仅要承受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更会陷入一种“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无力感。 

 作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典型代表，阿尔茨海默病以渐进性记忆衰退和认知功能损伤为特征，王蓉科普时总结的顺口溜生动勾勒出阿尔茨海默病进展的轨迹：“起病静悄悄，加重如风暴，就诊中晚期，预防最重要”。 

 临床数据显示，我国超65%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就诊时已处于中晚期，神经元已发生不可逆损伤。 

 最新研究证实，阿尔茨海默病发生发展存在14个可调控危险因素：低教育水平、听力损伤、高胆固醇血症、抑郁状态、脑外伤史、运动缺乏、糖尿病、吸烟、高血压、肥胖、过量饮酒、社交隔离、空气污染及视力障碍。若能全面干预这14项可控因素，理论上可降低45%的发病风险。 

 王蓉强调：“我们建议45岁起建立认知健康档案，进行阿尔茨海默病筛查。这个年龄段开始暴露于多重危险因素，但通过持续学习刺激神经可塑性、及时验配助听器或眼镜、控制‘三高’指标、保持社交活跃、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等具体措施，完全可能构建起有效的防护屏障。” 

  政策引领新方向：科普、筛查双轮驱动 

    2024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2030年）》，其中明确要求到2030年，公众对老年期痴呆防控知识知晓率、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的人群认知功能初筛率等主要目标均需达到80%以上。这两个量化指标体现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核心策略，旨在通过知识普及降低疾病耻辱感，通过早期筛查实现早诊早治，从而延缓疾病进展、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两个80%的量化指标，让科研与科普工作者深受鼓舞。”在进行科研之余，王蓉已开展阿尔茨海默病科普十余年，并采用了“代际传递”模式——通过向青年学子普及疾病知识，培养他们成为家庭健康的“认知观察员”。  “阿尔茨海默病的隐匿性常让子女误将父母的人格改变视为‘老顽固’，将记忆衰退看成‘老糊涂’。”王蓉强调：“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关注长辈的认知变化，因为每一次及时的察觉与干预，都可能是延缓老人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

 她特别指出，阿尔茨海默病防控不仅是家庭责任，更需要构建“政策-医疗-社区-家庭”四级防护网，让每个老人都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专业支持。

 “当我们像守护孩童般呵护我们的长者，每一次温柔的照护就会成为照亮生命终途的光——这不仅是家属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应该肩负的使命。”王蓉说。